拍品名称：

马一浮致钟泰信札一通一页带封（无图）

图录号：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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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上海朵云轩

拍卖会名称：

2015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名人书法暨信札专场

拍卖时间：

2015年12月16日-18日

备注：

声 明：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钟泰致友朋信札》第186页

道德文章尺素可鉴
——钟泰友明书札述略
钟泰，一位几乎被当今学术界遗忘的学者，在传统文化面临分崩离析之危的年代，他以不趋时流，立足传统，力摒空疏，见识独到的治学风格，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超然的见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从而获得了众多学界中人的高度认可。钟泰友朋信札，就向我们展示了他与同道和社会名人的密切交往，从这些交往中，也可让我们探寻到学术界众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这批信札，总数多达三百三十余通，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涵盖了20世纪的大半。通信人则多达一百余位。其中，不仅有马一浮、王瀣、熊十力、柳诒征、吕思勉、钱基博、夏承焘等一批名闻遐迩的大师，也不乏如李宗仁、陈铭枢、江彤侯、江朝宗、林志钧、王伯群、蔡元湛、尹石公、徐养秋、岑学吕等耳熟能详的民国名流。至于在文史、经济、建筑、医学等领域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名家权威，更是多达数十位，如马宗霍、王焕镳、陆渊雷、任铭善、钟道铭、吴恩裕、贺昌群、苏渊雷、吴寿彭、蒋礼鸿、陈从周、王苏宇等等。他们或是钟泰在学业上的长辈，或是钟泰的同窗好友，更多的，则是曾经师从钟泰的门生弟子。
钟泰（1888—1979），字讱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师从太谷学派传人黄葆年，就读于江南格致书院。后留学日本，毕业后受李瑞清邀，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时入皖督柏文蔚幕，曾出任广东博罗县长。1924年起先后任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系主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1948年到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转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同时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前往讲学两年，1979年以89岁高龄病逝。
晚近之世，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但同时也引发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钟泰生逢其时，毕生致力于传统哲理之学的探究，在执教之余，先后着有《中国哲学史》、《荀注订补》、《国学概论》、《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管子侈靡篇》等。其中，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了他早期的学术立场，产生过重要影响。此书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以西释中”的方法，也没有步谢无量的后尘，而是立足于“以中释中”，试图回归中国式的话语系统。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列举的一百余位古代学人，包括了许多“冷僻”学者，对前贤学术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梳理。尽管这种方法可能表明钟泰当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并不明晰，但这一试图“还原”传统学术生态的手段，不失为大胆、明智之举。至于《庄子发微》一书，则集中体现了钟泰晚年的成就。此书积数十年之功，会通《庄子》内、外、杂三篇，以儒解庄，比附六经，从论世知人，探微显隐等多个角度追寻庄子哲学的内在理路，提出了庄子之学实源于孔子，揭示了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一见解，为改变向以庄子学说为客观唯心主义的肤浅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钟泰友朋信札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与他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经历息息相关的种种记述、议论、品评，其内容不仅真切可信，而且感人至深。兹举数例。
熊十力与钟泰探讨庄子之学的信，乃熊十力目前已知面世信札中最长一通。也许很能说明两人共同的学术旨趣和深厚交谊。熊氏长钟氏三岁，一个以佛论儒，一个引儒治庄，堪称殊途同归。熊十力对钟泰说：“我不甚赞成庄子而却甚喜庄子，昔年曾想写一书，分天化、人生、治化三篇，今决不能，无此精力，惟望兄能成大着，功不必自我也。”当然，钟泰亦不负熊十力的厚望，倾注半生，戮力为之，著述既成，熊氏读后不禁赞道：“大着诚不朽之作，庄子之学，如后来有人研究，必不能忽视此书也。”时有唐荆川（顺之）后人辑成《唐荆川年谱》一书，曾广征书序，钟泰亦在其列，熊十力读各序后，毫不掩饰地对钟泰说：“见《荆川年谱》序，名人手笔不少，皆未堪入目，惟大作确是学问家言。吾答唐君曰，只此一序是真文字也。”“真文字”三字，极合熊氏个人脾性和一生坚持的治学特质，将此用于对老友的评价，足可见熊、钟二人之间颇为契合的学术风格。
王瀣其人，今已知之不多。他博通理学、禅学，诗词文章亦无一不精，与钟泰是两江师范的同事，陈寅恪、陈衡恪、潘重规、唐圭璋等皆出其门。他与钟泰交往数十年，彼此知之甚深，信中既有对儒学传统的探讨，也有对做人治学的体悟，还有对当时学界风气的臧否，更有不少对社会现实和家庭生活的描述、议论。钟泰的儿子入学，王瀣将积存有年的余钱尽其所能予以资助，若王瀣遇到家用拮据时，也会向钟泰开口商借。
钱基博，是抗战初期与钟泰同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学院任教的同事。这所学校，今人多因其是钱钟书笔下“三闾大学”的原型而知晓。但事实上，当时这所深处僻壤的国立大学，是莘莘学子在抗战后方难得的一块净土，汇集了众多名师。钱基博是国文系主任，钟泰则为教授。他给钟泰的信，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除叙思念之情外，又详述晚年心境和处理家藏一应图书、文物的经过，读来倍感唏嘘。随信所附钱氏从家藏古印中精选的十余种拓片，有秦玉玺，汉金印，宋广窑砂均陶印，明永历间柳叶篆将军印等，均极罕见，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信札中，并不仅仅只有坐而论道之辞，还时时透露了学者们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看法。这类针砭时事的文字，虽也有隐晦曲折的，但更多的是相当激烈尖锐的，全无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意气。如早年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晚年却因失望于政治而专事佛学研究的岑学吕（宽贤），痛感“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仍是“藩雄之割据，官僚之剥夺，社会风气之日坏，青年士气之日孱，一一皆亡国之兆”的局面，不禁慨叹：“目睹卅年世变，至于今日，万语千言说不尽矣！”又如熊十力在抗战军兴，全民奋起之时，曾怒斥汪精卫投敌，以及学界中的某些伪君子如何的“言必称汪先生”，骂他们“无惭无愧达于极度，直是不成为人”，在信中大呼：“无知如此！无耻如此！”再如马一浮于乙酉（1945年）秋所作《云起》诗，有“久应膏泽安农亩，岂假干戈致太平”句，即已在为抗战结束后的内战端倪深表担忧了。
当然，写信人的情绪，还是与受信者有关的。钟泰向来反对空疏之学，以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倡的“矫轻警惰”自励，在思想、行动上颇为入世。上世纪20年代初，东南诸省战事频起，钟泰在广东出任博罗县长。其时，他耳闻目睹百姓深陷兵灾，苦于拉夫，尤害于空袭，于是愤然投书主持广东军政事务的陈铭枢，力陈战火之惨烈，民生之凋敝，劝说陈氏终止空袭，“使杀机稍息，惨祸为舒，近以全数县之生灵，远以抱一省之元气”。陈铭枢得书，与陈济棠商量后，覆信告知：“经饬令，不准投炸城市……此后即入战场内，其投炸者均在敌阵，弥更无虞杀害百姓矣。”看来，军方虽未放弃空袭，但也多少顾及到一点钟泰的呼吁了。
上述所及，不过是这批信札全部内容的什之一二。平心而言，细细阅读这一通通书信，真可谓置身于山阴道上，目不暇接。钟泰及其友朋在数十年间的治学准则，学术声望，处世原则，品格风范，无不赫然在目，令人肃然起敬。很久以来，出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对身处晚近中国社会大变局中为继承、光大传统文化而孜孜以求的学者文人，其实是知之甚少的，以至于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被限制在政治导向的框架中，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范畴。即如喜好文献收藏的行家里手，也往往只关注为数不多的所谓知名度较高的几个人。这一局面，与当时的真实情况实不相称。如今，是到了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正常的学术回顾和梳理，将为深入全面地认知近代以来中国本土学术的真实状态提供足够的空间，而对于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文人的研究、宣传，也不能仅仅依靠追求“名人效应“的造神运动来完成，无数曾默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付出过艰辛的学人，必须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和地位，惟其如此，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承载）